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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堂藏明代书札
编者按：此文系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单国霖先生，为北京文雅堂影印出版的《五柳堂藏明代书札》所作的序言。这批明人书札。人物含盖广，内容丰富，流传有序．极具文献资料、书法艺术．文物收藏价值。这批明人书札。民国间曾归陶贞白五柳堂收藏．后由陶氏携至台湾。于1954年选择其中部分内容、于右任先生题签、胡适先生等作序影印出版。今展转回流大陆．悉数将于中国嘉德2002年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拍卖。
书札，或称尺牍、手札，现在一般指古代人写的书信。究其缘起，则还包括官方的诏书、文书、公文，如《汉书
匈奴传》载：“汉谴单于书，以尺一牍。”在纸张还未被发明和广泛应用以前，人们在竹木简上书写文字，牍即是木片，汉代规定以长度一尺一寸的木版书写诏令，故称为“尺牍”。东汉以后，随着纸张的发明和广泛应用，在纸张和绢素上书写诏令、书信，逐渐代替了竹木简牍，由此又衍生出尺素、尺纸、尺翰、手札、书札等名谓。
东汉以后，文字的书写逐渐从传言达意的应用上升为对书写艺术性的有意识欣赏，由是，俗书法艺术从自发走向了自觉。名人和书家的尺牍也受到人们的青睐而加以搜集、珍藏，例如东汉书法家陈道，《后汉书》里记载：“遵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传世至今最古的一件名人墨迹西晋陆机《平复帖》，即是一通书札。东晋王羲之、王献之及晋唐诸多书迹，大部分都是尺牍手迹，其书法艺术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为历代所珍视。
尺牍是私人间的通信，书写起来不像正式写碑碣、奏疏、墓志那样严肃拘谨，也不同於创作高轴长卷书法作品般刻意求工，它力求书写便捷，多采用流便的行书、草书书体，随意所至，自由畅达，内心的感情自然地流淌笔下，“心手双畅”，更能表现出书写者的书法修养和真率。因而，历代收藏者喜爱和庋藏尺牍，首先注重的是其书法价值。同时，尺牍是私人间的通信，它无需掩饰和遮盖，书写的内容能真实地表达出书写者的思想和感情，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个人阅历等各个方面，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文献价值。
五柳堂藏明代书札，汇集了四十八位作者共六十八通手礼，其中绝大部分是明朝人士，而萧云从、顾梦游和髡残诸人也是由明入清的遗民。书礼的作者大多为京城和地方的官员，另有文人书画家和在野文士、僧人等，他们都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和书法根底，故这部集册显示出高雅的文化品位。
五柳堂藏明代书札的内容相当丰富。官员之间的通信，在叙谈生活琐事外，片言只语中往往涉及朝政大事和官场内情，颇有补于史料。册中顾璘、焦竑等人的手札就值得引起注意。顾璘《太史帖》是他写给石亭（陈沂）的一通信，言及“大礼庙堂议定甚慰，此事关系宫闱与君相之际，小儒不知安危，大体抗辞求胜，所得几何耳。”所称“大礼”一事，即是明世宗嘉靖初年震动朝野的“大礼议”案。武宗朱厚照无嗣，死后由其叔兴献工之子厚熜入继大统，立为世宗。世宗继位后，以尊崇所生为理由，提议封其父兴献王为帝号，嘉靖二年（1523年），又提出尊兴献王为皇考，称孝宗为皇伯考，武宗为皇兄。此议遭到众多大臣的反对。经过双方争议，尊兴献王为本生皇考。三年（1524年），张璁、桂萼等又提议去本生两字。遭众臣反对，以至二百多名朝臣在左顺门跪伏哭谏，引起世宗大怒，对待反对者加以系狱、杖打和夺俸等处罚。最终削本生，尊生父为皇考恭穆献皇帝。这场争议，实质上是朱厚熜是为了确认他继承王位的合法性和正统性，有意提高生父母的尊号，篡改皇位嗣承系统，此议自然遭到自持维护皇位正统性较为正直的臣僚们反对。诸如杨一清、乔宇、蒋冕、何孟春、秦金、何理、王相、王思、杨慎等朝廷大臣，都遭受或罢斥、或入狱、或谪边、或杖毙等惩处，而谄媚世宗的张璁、桂萼、席书等人，得以摆升高位。顾璘嘉靖元年（152年）正以病辞官闲居在南京，直至九年（1530年）才重起为浙江布政使。这次病居使他侥幸地避开了大礼议的纷争漩涡。此信大致写于大礼议定的嘉靖三年（1524年），他似乎已窥测到世宗的本意，深感君命难违，故无可奈何地表示"议定甚慰"，又感慨"小儒不知安危"，与皇帝抗辩，又能得到多少胜算呢？此札中提到的南原，即是南京著名的诗人王韦，衡山即是吴中著名书画家文征明，他们都是交谊深厚的文友，信中透露出他们之间的交往情况。
焦竑《殷子余帖》里，谈到任青宫讲官和修撰国史职时的事务。焦竑博学宏才，万历十七年（1589年）得殿试第一名状元，官翰林修撰，二十二年（159年）负责修国史，同年皇长子常洛出阁，竑为讲官。故此信应书于万历二十二年或后数年内。焦黉为皇子讲学善于启导，故札中说“自意可以效力者唯此时。”他尝选采古代可作借鉴的皇太子的事例编成《养正图说》，准备送呈皇帝采用为教材，后来因与他有隙的同僚郭正域进谗言，谓他以此沽名钓誉，终于末能实行。札中所说"人非同心，动有掣肘"，即指此事。焦竑修国史，札中谓“史事仅毕”，“此一事中亦不能自由，他可知己。”即是感慨为官家修史务须迎合帝王旨意，不能畅抒己见，深表无奈。在他看来，历史上像司马迁、班固、范晔、陈寿等，都是私人修史，“能自尽其才"，秉笔直书，才得称为"良史"。而"后世开局成书，"即立国史馆修史，"鲜足观者，皆坐是也。”这种批评官史的见识在当时是非常有胆量的、有真知的，也只有在给至友的私信中才能如此坦率地披露。焦竑在写完《经籍志》以后，不再写其他篇，很可能与他的修史观不合上意有关。此札对于了解焦竑的政治思想颇有价值。
五柳堂藏明代书札册中官员的信札，往往言及朝廷和地方政事、官员升迁、军务、民情等，若细加爬罗考稽，不难发现有价值的史料。
册中收入不少文人和书画家的书札，从中可了解他们交游往来、诗文书回答酬及创作活动等情况，於历史人物的研究颇有裨益。如陈芹致秋涧《久承帖》中，谓寄去纸一幅稿一张，请秋涧书写叙文和二赞文，并告纸张边沿空白的尺寸，可见秋涧是一位擅长书法的高手。札中又提到请文老隶书，此文老很可能即是擅写隶书的文彭，他与陈芹亦是翰墨好友。有些文人书札中叙谈生活情状，真率亲切，直露性格心情。如祝允明《山居帖》中，谓山居却酒，请友人四真到汤家赊两樽酒来，还关照“勿与老官人知也。”豪放诙谐的性格跃然纸上。又丁云鹏致伯仁手札中，诉说为了糊口，不得不去乡庐，每日画册子，烦劳知己推荐求售，并望能得原价，以济燃眉之急。信中透露中这位名画家鬻画谋生的艰辛情状。
文人书札中每有抄录诗文和题跋的文字，这些诗文或为文集所缺载，或为撰写之原稿，俱是宝贵的第一手材料。集册中就收有吴宽、焦竑、陈沂、陈芹、陆深、余伯祥、王雯东、严嵩、阮大铖等人的诗稿。此外，有关书画的题跋，又为书论画理增添难得的资料。若吴宽题鲜于枢千字文跋，论述元初鲜于枢、赵孟頫、邓文原三位书法家，他对前人评述鲜于枢因尝作吏有书佐习气之说颇不以为然，认为赵孟頫年轻时学思陵（即宋高宗赵构），后见鲜干枢书，始转以二王为法。他评鲜于枢千字文"象逸烂漫"，出於怀素之法，岂可以有吏员习气而轻视之。明前期赵孟頫书风靡行一时，导致书风日趋妍媚。明中期书坛，崛起一批书家，力纠此风气，提倡追溯晋唐北宋的传统。吴宽本人就以苏轼书风为归，建立起姿润奇崛的风格。吴宽此跋中扬渔阳抑吴兴的见识，反映了书风遭变期的艺术观点。
另一通髡残《尝观帖》，对无名氏的古画加以辩正。认为"盖其人才艺足以自负。而名有不重於当时者，尝恐因名不重，掩其才艺，故宁忍以无名存之，是不辱所学也。"此论不同凡见，他重艺不重名，批评"贵耳贱目，今古同病。"这种识见是与他隐身佛门，不求名禄，唯以绘画自乐自重的处世态度相合的。
上面择取若干书札分析，说明五柳堂藏明代书札实蕴含着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值得加以探微挖掘。
从书法艺术的角度观之，五柳堂藏明代书札册亦是具有颇高的书法水准。其中不乏享有盛名的书家，如张骏、吴宽、祝允明、文嘉、王问、陆深等人。张骏以明初书法名家，所书《门生帖》，笔势峻利，结字奇崛，行笔如风驰电掣，纵放奔逸，系学怀素而呈弩张之气，故气格不及张弼。祝允明的《山居帖》，以遒爽丰腴的行草书之，深得米芾姿润的笔法和跌宕的体势。另一通《向者帖》则在圆润中参入峻劲的笔意，应是他晚年融合米芾、黄庭坚两家法的书风。吴宽《去岁帖》和《虞文靖公帖》，有浓厚的苏轼书体遗意，而略加欹侧之姿。陈沂也取宗苏武，他的《看月诗帖》则显示出结体更为克博、笔法浑厚的自家特色。陆深书法擅名一时，他的《参承帖》得赵孟頫的雍容温雅，又参入李北海的遒劲险侧，刚柔相间。莫是龙评其"全仿北海，尺牍为佳，"诚非虚誉。
明代中期，文征明的书法在江南颇有影响。从顾璘、乔宇、张凤翼等人的书札中，可以窥见文派书风的浸染，都有端严中含姿媚的体势，遒劲峻拔的笔力，并各具己意。
有明一代，官家、私家重刻、新刻前人法书成丛帖的风气甚盛，学子文士为了应付科举考试文字书写规整的要求，无不勤於习字临帖，因而不仅造就了一批书艺精诣的书法家，即便不以书名的官员和学者文士，也都能写得一手可观的书法。集册中大多数书札都显示出不浅的书法修养。其中权臣严嵩的诗稿，亦见学怀素小草的根底，只是结字拘挛，笔划忸怩。不免有一股乖张阴黠之气。而黄姬水为博通经史的鸿儒，其书札中自有一种温雅俊迈的气概。真可�"书如其人"也。
五柳堂藏明代书札的出版，诚为史学、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份有价值的资料。同时，诸多明代书法家、画家、诗人、学者、官员甚至僧人的墨迹，展示出明代各阶层人物丰富多姿的书法风貌，它不仅充实着书法史的资料库，也向世人开启了一所观赏摩挲传统书法艺术的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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